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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光记忆-我与西光所的故事2】赵宝升:四十年前的西光所

发布时间: 2022-06-14

  作者图,原西安光机所所长助理、光电子学研究室主任

   1983年夏天,那是7月28日的早晨,我从西安交通大学电子系办公室领到了“西安光机所的派遣证”,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和对未来的憧憬,借了一辆自行车,全然不顾盛夏的烈日和炙热的马路,沿着友谊路使劲的向西骑行,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边家村十字,我问了一名交警,西安光机所在什么地方?交警说,西安光机所我不知道,你从这里向西,马路左边有一个大门叫“80号信箱”,你去问一问。马路左边是一堵大约3米多高的围墙,围墙上是一米多高的铁丝网,我估计这可能是我要找的单位了,我就继续向西骑行了200多米,马路左边有一个两扇铁皮大门,灰色的大门已是锈迹斑斑,大门紧闭仅有一个供行人出入的小门,我进了门,向门卫说明来意,门卫告诉我这就是西安光机所,一进大门右边有一排低矮的平方,平房的红砖没有粉刷还裸露在外,平房内有十几间陈设简陋的办公室,地面还是不怎么平整的青砖,这些房子就是全部的行政办公室。那时我所仅有两栋四层的办公楼,621楼(1962年建的,现在的远大医院)和301楼(1963年建的,现在已坼除),研究室都在楼房,行政机关都在平房。

  我到了人事处,朱继贤同志(后任我所党委副书记)接待了我。当时朱继贤仅有二十几岁,大家都叫他小朱,我办完手续,朱继贤同志非常热情,从车队要了一辆面包车,陪我一起开车到西安交大我的宿舍,帮我将行李拉到所里,他告诉我,我所分了一批大学生,你是第一个报到的,许多外省的还没有报到,国家规定你们上班前有半个月休假。我就回商洛老家休假了。

  顺便说一下我们当年全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大学生全部由国家分配,我们是电子专业,主要分配在全国各地的电子企业,主要是四级机部(电子工业部)下属的以“4”和“7”打头的企业。

  当时的边家村还十分偏僻,边家村十字以西的公路只通到西北工业大学,但是没有车。10路公交车的终点站在边家村十字,6路车经过边家村,终点是西安电子科大的徐家庄。

  那一年,陕西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水灾害,陕南的商洛、安康尤为严重,商洛到西安要翻山涉水,跨过秦岭,越过多条河流,大多河流是没有桥梁的,我搭乘了熟人的一辆大卡车,冒着大雨艰难地回到西安,住到东一楼(现在18号楼的地址)的单身宿舍,第二天,去人事处正式报到。这时我们一批分来的11名大学生全部报到了,我们分别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这些大学现在都是985大学,我们这些人的籍贯分别来自全国各地。一开始我们都在机关各个处帮忙整理档案资料,等待所里的再分配。两周之后,我们十个人按照专业,被分配到第二、三、四、五、八等五个研究室,还有一个西安交大毕业的金属材料专业的同学,分到工厂热处理车间。

  1986年之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研究所也是计划经济,课题任务无须争取,全部由国家划拨指派,因此我所按照专业划分了十个研究室。分别为:

  一室、光学纤维,

  二室、光学设计(2人)

  三室、电子学,设备维修(2人)

  四室、机械设计(2人)

  五室、变像管与像增强器(2人)

  六室、光学材料

  七室、微光夜视,微通道板(MCP)

  八室、激光与全息(2人)

  九室、计算机

  十室、图书情报

  工厂一车间(1人)

  我被分配到第五研究室,当时的室主任是侯洵老师(他当时是副所长),副主任是张小秋老师,党支部书记是陈忠仁老师。当时的第五研究室是我所最大的研究室,大约有50人左右,主要是研制皮秒、纳秒的扫描变相管,主要涉及的专业是物理电子、真空技术、激光技术、电子学等,研究室有五个小组,变像管工艺组、荧光屏组、电子光学组、光电阴极组、测试组。组长分别为姜志超老师、高洪楷老师、牛憨笨老师、张小秋老师、陈国夫老师。我记得第五研究室大多数老师都是毕业于清华、北大、中科大、交大、吉林大学、川大、西北大等国内知名院校。

赵宝升(左) 刘德森(右)

  我们报到后,所里给我们开了座谈会,龚先生也参加了会议,龚老时年八十岁,已卸任长达20年的所长职务,先生白发苍苍,精神矍铄,纯正的上海浦东口音虽然听不懂,但是先生严谨认真的态度,大科学家的风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龚先生的办公室在621楼二层的中间,每天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他的腿脚不是很好,每天由一辆丰田汽车(国家配给先生的专车)从工作区对面的家属区接送上下班,每天上下楼比较艰难,有年青人要扶他上楼,他都会拒绝,足以看到先生坚毅的性格,他还时常去621楼的其它实验室,询问关心基层的研究工作。不久后,在他八十大寿之日,他还为全所作了一次题为“光子的静止质量研究”报告,先生晚年希望测量出光子的静态质量,1986年先生仙逝,这个研究终止了。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们是文革后第一批被分配来的大学生。单位非常重视,团委还组织我们和当届招收的常增虎(现在是美国大学知名教授,阿秒世界纪录保持者,1阿秒=10-18秒)、江培苏等5、6名研究生,一起去临潼兵马俑、华清池,兴庆公园参观游览。

刘德森 赵宝升 曾健康 胡志红(左到右)

  当时的食堂是一个小小的平房,吃食堂的单身只有三、四十名,伙食远远不如大学,每一周的周末只能吃一顿还有沙子的米饭,一次我来了一个同学,我买了2份米饭,一位排在后面的单身职工只怕到他跟前没有米饭了,很不满意,他质问并指责我,为此我俩差点吵了起来,现在想想真好笑!我们的业余生活十分单调,我们单身宿舍的东一楼只有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晚上围了很多人,和我住一个宿舍的刘德森是一位性情豪爽的典型的山东人,毕业于山东大学,和我分在一个研究室,我俩晚上就一起去办公室看书学习,在办公室常常遇到侯洵、牛憨笨、张小秋、陈国夫等老师们,有时候去他们办公室请教一些问题,也会聊一些家常,也加深了和前辈们的感情。每到周末,我们去单位的公共浴室洗一个热水澡,在家属院看一部露天电影就非常的满足了。两年后,所里允许考研究生,刘德森考取了南京邮电大学的研究生,后来在中国电信山东分公司工作,担任了公司的高层,我们俩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其他同学有考上研究生的,也有调走的,由于我所招收名额很少,也没有在职读研的配套政策,所以没有一个考上我们本所研究生的,也算一件憾事。几年之后,仅有和我在内的两名陕西人,一名甘肃人留下了,其余都调离了。

  时光飞逝,从1983年到2005年在老区的工作,到2005年搬迁到新区,转眼已过四十春秋,如今的西安光机所已是今非昔比,许多我的老师师傅有的已经作古,有的已近耄耋,现在上班的大部分年青人都不认识了。“位卑未敢忘忧国”,我虽已年过花甲,退休赋闲,但勿忘所恩,心念科研,祝愿我所的年青人,牢记历史,不辱使命,求实创新,再续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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