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光记忆-我与西光所的故事9】苏刚：纪念我的父亲苏景一

　　1964年大年三十下午，我们全家从北京搬往西安。那里将是我们新的家。那时我们己经习惯搬家。我是家里最小的，则经历了三次搬家。那年我不到10岁，姐姐哥哥经历的多一些，第二天晚上我们到达西安。 

　　那时的边家村还很偏僻，大门的东边和南面都有一条不太宽的马路。路上的车和行人都很少。南边的路的两边种的都是麦子。我们这里和西工大的周边都是荒地。可以说我们的周边都是农村的地。只有621楼在十字路口挺显眼。 

　　父亲是在我们之前先到的(1962年建所同期到的)，父亲曾经和我讲过，他是如何到西安光机所的。当年中科院要在西部地区成立一个为原子能事业服务，具有光机电一体的研究所（当时边家村地区有好几个研究机构，但都不大，形成不了规模），时任中科院新技术局副局长的父亲陪同当时中科院的秘书长秦力生（后为科学院的副院长）来西安考察。待考察完后，秦力生问父亲，西安你来如何？父亲感觉突然，没有立即答复。秦又说，你考虑一下答复我。回到北京后，父亲考虑了几天，认为搞科研就是要讲究实是求事。而且党的方针就是要从实际出发多快省地带领大家尽快地摆脱贫困去建设国家。于是父亲找到秦力生表明了态度，决定去西安组建光机所。秦力生跟父亲讲，让他牵头，成立西安光机所。调长春光机所的副所长龚祖同任所长，父亲任党委书记兼副所长。秦还对父亲讲，家先不要搬。 

　　就这样，父亲只身来到西安。到西安后父亲住在东一楼。那年父亲50岁。由于长期不能按时吃饭，战争年代亦是如此。父亲当时有很重的胃病，人很虚弱。 

　　父亲始终记着自己的使命。没有忘记自己是名共产党员。父亲是1933年入党的。革命经历丰富，当过地下党、上过抗大，当过兵，后到地方后，一直在政府工作。建国后，在大同市、太原市政府工作。建国初期，全国各系统抽调干部，父亲离开政府转入地方工作（这就是经常搬家的原因）。建所初期，西安光机所的架构，研究室的设立等等都是在党委的决议下完成的。由于长期养成的习惯，所有党委决议，父亲都亲力亲为。他有个工作习惯，上班前，他要先去工作的地方，到处走走看看，如发现问题，立即着手解决。他经常讲，干部不能只听汇报，要掌握第一手情况，不要等问题成堆再去处理。否则这样处理起来就麻烦。还说，要想把问题处理好，就不要怕麻烦，共产党员就不能怕麻烦，尤其是干部。父亲还经常参加学术研讨会。父亲经常对员工讲:你们放心大胆地干，干出成绩是你们的，出问题是我的。这充分地反映了共产党员的担当精神。为了尽快地使科研成果转化成产品，在父亲的组织下，西安光机所完成了对红星钟表厂的合并，用以加强精密加工的能力。为了培养后继科研及加工力量，还面向社会招收了一批学生，用以补充科研和工厂的力量。这不仅使光机所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还为光机所的后继建设提供了后续储备，充分体现了党委的作用和发展眼光。从而使西安光机所里很快地完成了从建所到出产品这一过程。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西安光机所派出的技术人员参加了这次试验并记录了这一瞬间(在我的记忆中，父亲那天整晚上都在单位)。从建所到出产品只经历了短短的三年多的时间。可见当时的全体西光人付出了多少心血。这一成果至今仍是西安光机所引以自豪的事。这件事父亲也获得了当时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的赞扬。 

　　截止文化大革命前，在党政班子的领导下，西安光机所初步达到了院里当初制定的目标，即建立一所有规模的，光机电一体化的研究所。这时的西安光机所已经是由若干个研究室和一个具有多种加工手段的试制工厂组成的，并有一整套完整的供给体系和完善的后勤保障系统的研究所，这一锐变己经不是刚组建时的规模了。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随着打倒反动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声中，父亲被“打倒”。尽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父亲对党的忠诚没有改变，积报配合群众运动。几年后，父亲恢复了工作。态度仍然是积极的。他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父亲用他的实际行动很好地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处处优于普通老百姓，凡事想着老百娃并带领他们前行的担当精神。时刻不忘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并时刻都在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父亲是1978年因工作原因调走的。原本是要调往合肥的(钱三强希望父亲去)，后因身体原因没有去，再因其它原因调离中科院。2007年父亲去世。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