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梁（化名），航天科技集团的高级工程师，负责了8年的火箭制造质量管理工作，39岁，家中一子一女。
在2014年，看到国家对民营卫星市场有所松动，他萌生了商业航天的念头：要不要离开体制造民营火箭？但火箭制造的资产之重，技术和政策风险之大，“我势单力薄，怎么敢轻易行动？”
那段时间，常常听同事们议论，“某院要设立公司接商业订单”、“某个胆子大的昨天辞职去创业了”。他虽然不好闲谈，但也愈发感到那个“积压在内心已久的东西”，让他越来越欣然向往、不可抗拒了。
2015年6月，北京亦庄，几乎同时涌现了两家制造火箭的民营公司，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两家，蓝箭空间和零壹空间。“但这些公司有没有钱去制造是他最担心的”，直到当年10月，他看到一则新闻“零壹空间获千万级天使轮融资”。“太好了”，他决定行动。
一
李梁驱车前往亦庄，他一路兴奋，但他绝没有想到，他的造访，会带给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多大的激励。
彼时，公司创始人舒畅还在被如何“挖人”搞得焦头烂额。他也没想到，如今会有这么一位主动加入。谈过后，李梁确定了舒畅的融资和管理能力，以及两位联合创始人总装设计的能力，决定辞掉高级工程师一职，进入这家成立不足半年的公司。
零壹空间主营民营小型火箭制造，公司负责从火箭型号设计和总装环节，零部件从体制内采购。
零壹空间只是庞大的航天产业链的一环，产业链中有卫星制造、火箭发射制造、卫星应用、地面设备。目前各环节都有民营公司涌现。但在火箭发射制造领域，零壹空间是仅有的两家民营企业之一，另外一家蓝箭空间，其他都是国家队。
在火箭这样一个资产非常重的环节，最困扰舒畅的是如何融到资以及如何找到科研人才。
但他发现，没有人才，就融不到资，没有融资，就吸引不到人才。在这样一个动态矛盾中，舒畅撑过了第一年。
在这个时期，还没有专门投资商业航天的基金，所以他们的融资也格外困难。
问题的解决是，哈工大机器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天使轮和A轮领头了他们。鉴于哈工大在投融界的技术领军地位，各家资本才开始相信他们。
对于零壹空间，哈工大机器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都丹认为，火箭是一个非常体系化的工程，高门槛在于，在多个体系工程的组合下导致发射失败的因素非常多，即便只是众多环节中的一点，也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力量。
而目前情形有了很大改善。就在2017年1月12日，由航天科工集团和湖北市政府等联合发起设立了全国第一支商业航天产业基金，预计100亿规模。
两年前的他刚创下零壹空间，地点在北京北新桥的一间咖啡馆，做投融资出身的舒畅，吸引了第一个追随者，春晓资本合伙投资人何文，不仅决定帮他寻找起动资金，还帮他到处“挖人”。
那段日子，两人天天抱着这个念头四处寻找，团队第一位技术骨干是舒畅上学期间的一位导师，随后导师的同学也来了。每“挖”到一个人，两人都像过节一样大为庆祝一次。
二
彼时，九天微星的谢涛同样忧心忡忡。不同于舒畅，困扰他的不是制造技术，而是寻找市场。“放卫星容易，拿卫星赚钱难。”谢涛说。
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传统航天60年的发展成绩斐然，但也有对商业的陌生。似乎技术发展越辉煌，产业化就越难，在商业航天市场打开后，卫星应用成为产业链条的薄弱环节。
卫星制造的市场主体，多是国企或科研院所转制而来，航天体制的封闭性以及各项国家任务的非盈利性，技术氛围很浓厚，但商业氛围却反之。
谢涛称：“很多人为发卫星而发卫星，而不是考虑怎么挣钱，商业航天需要新蓝海。”
从毕业至今，他在各大航天及军工集团十几年时间，在航天科技、航天科工、国防科工局以及中国长城工业集团，他从事技术科普、新闻公关及部门沟通工作，几乎没碰过研发设备，并非“技术大拿”。正是这样的位置，他参与了包括嫦娥一号在内等多个国家项目的全过程。
谢涛对记者解释说，“将IT和航天产业相比，它们诞生于同一年，同样作为高科技，如今IT发展已经远超了当初想象，而航天也该丰富商业化思路了。”“转制国企或上市公司能靠这种思维生存，但创业公司不行”，九天微星的首要任务是活下去，就是短期能盈利的市场和模式。研究卫星的需求在何处，困扰了谢涛很久。“消费级市场”，谢涛有个合伙人叫黄忠，来自中国青年报的媒体人，他觉得既然B端市场难以开拓，那么能不能试试消费级的市场呢？
谢涛和黄忠当即决定出发做消费者调研，去找需求。调研的结果就是用作航天教育的卫星模型，卖模型给学校让孩子们拼装。“目前没有企业做这个市场”，模型只有千元级，功能在卫星和航模之间，既可以满足孩子通过拼装了解功能发挥创意，又可以为学校布置课外选修提供很好的题材。
从科普这样低技术难度的卫星做起，可以把卫星制造的整个供应链条和技术验证一遍，如果做成了，也方便公司去挑战难度较高的产业卫星。
一举两得，两人为这个想法感到激动。当他们拿着这个想法去学校沟通时，老师的第一个要求是先给学生们上一课。两人讲完后，学校又来问有没有系统的做卫星课程。于是团队开始课程研发，把实验室和模块化的卫星设计好，搬到了教室，就这样成了课桌上的卫星。
他们观察到，教育理念、国家财力早已为这个市场悄悄做了准备。创客教育已经开始发展了，一二线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有了自己单独的手工开发、实验空间。在全国教育上，素质教育已经落地成具体政策，被各中小学广为执行的课后330制度，给了学生很长时间在校课外活动。而北京市教委规定，学校以外的社会机构去进行4-5门选修课，没有考试，完成课时可作为中考加分20分，为此还按学生人头拨款。
后来经过和学校的沟通，他们决定提供真正的小卫星产品和发射。两人计划建立全中国首个开放给学校的太空实验舱，学生可以在舱内拼装真的模块化卫星，公司联系发射场，将学生们的卫星打到太空。
回过头来看，谢涛的思维很像当年的汪韬（大疆创新创始人），从工业级无人机和航模之间撕开一个口子，发现了消费级市场。
三
尽管有很多质疑，但有至少有一个人极其相信谢涛——米磊。他来自谢涛的投资方，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首席科技官，人称米博士。
中科创星背后是中科院控股，有国家队资源，同时背靠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更重要的，米磊自身的光通信技术背景，让他对卫星产业更感兴趣，看得更准。当一些主流投资机构投资人称谢涛是个疯子的时候，米磊就笃定商业航天必将形成资本赛道。
“如果他上来就说烧几个亿，我根本不会投他”，科研出身的米磊也曾像谢涛一样离开体制做硬科技创业。他说，做航天这个新市场，创始人一笔豪赌是汇集不了人才和资本的，这些资源最担忧的就是卫星的商业风险、能否循环下去，无论他们多向往这个行业和公司。“先赚千万级别的现金，才有汇集资源、走向下一步的可能。”米磊说。
可是谢涛的压力又来了，为了给学生发射教育卫星，他需要尽快找到火箭并搭载发射场。
航天产业60年，民企九天微星是第一个。
发射场资源目前归军方监管，他们一直以来服务航天集团和科研高校。谢涛曾为租用发射场的事情一次次拜访这些部门，得到的回复是，“可以做，但需要时间”。
他引述说，政策在卫星各环节向民企开放，但怎么开放、向哪一类民企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甚至谁来开放和审批，每一步都没有成熟的模式可借鉴。
政策的开放让他们坚定这是个大方向，他们的犹豫在于，既自己要为一个全新的行业承担责任，又摸不清这个行业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就拿不定管理节奏和管理方式，是粗放管理还是精细规定？若产业萌芽期就严格监管，会不会对产业不利？
零壹空间的业务和航天集团有些类似，属于差异化竞争。走入2016年，商业航天市场最为耀眼、最吸引关注的，仍旧是航天科技和航天科工两大集团，两支国家队一前一后成立公司，为接商业发射订单做准备。
动作最快的是航天科工集团建立的快舟火箭公司，采用纯商业发射合同形式，仅用8个月把民营卫星打上了天，而航天科技建立的长征火箭公司，也称将对标SpaceX作为短期目标。
SpaceX是电动汽车Tesla创始人马斯克的杰作。SpaceX已经成功进行了首次发射，这家公司推动了更多的投资人关注这个产业。
制造技术的长期垄断，对火箭制造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位关注商业航天的投资人称，目前除了蓝箭空间和零壹空间两家以外，很难再有企业涌入，民企也很难白手做起。如何差异化竞争、甚至避免竞争，是他们当下需要思考的。
四
以前在体制内的时候，顶多是个处长接见，创业后再度踏进航天科工五院大门的时候，竟然有高级领导主动接见我。谢涛欣喜于这样的高级待遇，但他心里明白，时代不同了，老领导的思维也不同了。
他认为，即便身处体制内，很多科研人很清楚靠国家投资的航天产业是增大不了的，这些科研部门的专家、教授，都是国外留学、饱读诗书，体系严谨，但他们思想并不封闭，眼界很开阔，直到体制内航天事业的问题。谢涛一谈起他们就很佩服，而他正在做的航天事业，正需要积极和这些人合作，这也是让他激动万分的。
注册公司以来，他就一直和体制内保持沟通，他研究需求和市场，将这些沟通给体制内科研人，倒推该如何设计卫星产品，九天微星做一个平台角色，作为产品研制的市场主导，将商业合同外包给体制内。双方扬长避短，利益互补，将需求和制造链接起来。
谢涛仍记得航天某院一个所长对他的话：“在卫星界，你若做苹果，我就做富士康。”
现在，伴随着商业航天发展，这个产业也进入了政策密集期。2016年12月27日，国务院发布《2016中国航天白皮书》，对民营资本、民营企业有了更清晰、更突出的定位。鼓励和引导民企参与航天产业各领域。2017年也将是商业航天极为关键的一年。逾期中国将在今年出台首部商业航天立法。同时，军工行业预计在今年也将是混改程度最深、动作最大的一年。
哈工大机器人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董事总经理都丹说，中国一定会出现SpaceX这样的企业，窗口期只有3到5年。
谈到中国能否出现OneWeb这样的民营卫星公司，米磊的判断是需要3到5年时间，近期OneWeb获得软银10亿美金，这更坚定了米磊对民营卫星的信心。
当被问到中国能否出现Spacex时，李梁沉默了一下，“十年吧”。
